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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民党派系林立,汪精卫为什么总是斗不过蒋介石?

派系林立,龃龉纷沓

中国国民党内部历来存在派系,其中影响较大的政治派别有西山会议派、改组派、胡汉民派、汪精卫派、太子派、政学系、CC系。军事集团更是数不胜数,李济深、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、张学良……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国民党这个团体,成员本身就十分复杂,派系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,久而久之形成一种独特的政治学问,至今仍在台湾弹丸之地重复上演。

1925年3月,孙中山病逝北京,由于生前没有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,党内群龙无首,势必群雄并起。谁能代表国民党正统,谁被看作孙中山理所当然的继承人,对其能否“名正言顺”地拥有最高领袖的地位至关重要。若从资格来看,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廖仲恺几乎并驾齐驱,国民党“一大”选举中央实行委员,按照得票数多少宣布当选名单,胡汉民第一,汪精卫第二,廖仲恺第四。至于蒋介石,彼时连候补委员都轮不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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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孙中山时代的巨轮开启,国民党仍然实行“联俄容共”政策,谁是“一哥”,苏俄的态度无疑举足轻重。特别是政治顾问鲍罗廷,其人直接受斯大林指示,地位十分特殊,在他看来:胡汉民“成见太深,难以相处”;汪精卫“不会挺身出来硬干,如果抬他出来负责,他好像不会退缩”,此人“有野心,无宗旨,可利用”。

于是,大元帅府改组,汪精卫一跃成为国民政府主席、军事委员会主席,代理大元帅胡汉民反而降为外交部长。选举投票时还有一则小插曲,因为事关重大,担任大会秘书的伍朝枢特别慎重,“发出选票十一张,收回选票十一张,选举汪兆铭的十一票……”觉得有些奇怪,伍又重新念了一遍,原来汪自投一票。但不管怎么说,汪获得其他投票者相率支撑,可谓“众望所归”。据汪妻陈壁君观察,“彼已自视非人,每日不过睡四五时,而尚有得一日之生,做一日之事之势”。

汪精卫和陈壁君

鲍罗廷曾经预言,国民党“左派不能长期与右派共事,分裂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”。8月20日上午,公认的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身亡,汪精卫、许崇智、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调查真相,发现胡汉民的堂弟以及许崇智的多位部下难逃干系。“决不能因一两同志个人之体面故纵要犯”;“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,不负法律上的责任”。胡汉民威望大损,被迫远走苏俄考察;许崇智受牵连,只好辞去职务,赴沪养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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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6年1月,国民党“二大”召开,汪精卫身兼数职,个人政治生涯达到最高峰。蒋介石当选中央实行委员会常务委员,携东征陈炯明获胜余威,荣膺国民革命军总监。汪、蒋出身不同,各有地缘班底,一山难容二虎,“廖案”后形成的脆弱同盟很快出现嫌隙,国民党右派借机生事,坊间传闻有人要对蒋不利。3月19日,中山舰通宵不熄火,戒备森严,碰巧当天汪又多次关心蒋之行踪,导致原已非常紧张的局势再添疑云。蒋介石打算前往汕头“避祸”,但途中转念一想“我何为示人以弱”,遂调动军队强力控制了一些要害部门。

汪精卫起初胸有成竹:“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,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。”其他如谭延闿、朱培德、李济深等手握重兵之人,立场亦似乎“拥汪”,称蒋为“反革命”,提议“严厉反蒋之法”。出人意料的是,苏俄顾问团选择向蒋退让,谭、朱等人摇身一变充当起“和事老”,汪精卫顿感颜面丧尽,称病出走海外。

蒋介石

武力相向,愈演愈烈

从1926年5月至1927年1月,汪精卫置身海外,不问政治,但放眼中华大地,变化何止天翻地覆。北伐战争,国民革命军所向披靡,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,总司令蒋介石如日中天,逐步掌握了党权、政权和军权。另一方面,苏俄和中共一心争取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,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往武汉,组织临时联席会议,实行最高职权。为了抑制蒋的权力膨胀,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展开恢复党权运动,一致主张“迎汪复职”。

1927年3月下旬,蒋介石率领“党军”占领上海,在吴稚晖、蔡元培等部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支撑下,决定加快向右步伐,实行反共“清党”。此时,汪精卫已经踏上回国的旅程。至少表面上,蒋亦屡次致电示好,“如兄不来,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,以谢党国”。私底下却说:“如果大家要汪先生回来,我便走开;如果大家要我不走,汪先生便不能回来。”

北伐军

汪精卫心里很清楚,他并不掌握军事实力,想要同蒋抗衡,必须牢牢抓住党权,利用武汉抬高自己的地位。“如果要变,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”;“必须依据党的纪律”;“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,亦非可以武力迫成”。围绕“清党”大计,看似形式问题,折射出的仍是汪、蒋权力之争。

武汉强调党统,南京奉行武力,长江中下游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国民政府,夹杂着国共两党政治斗争,先有上海“四一二”政变,后有武汉“七一五”分共,愤怒的共产党人在江西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南京方面,蒋介石与复出的胡汉民联手,又有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加盟,一面联络冯玉祥,一面继续打到北洋军阀。武汉方面,苏俄顾问鲍罗廷铩羽回国,邓演达、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相继失望离去,汪精卫依赖唐生智、张发奎等军人,既反共又反蒋,坚持非蒋下野,宁汉不能合作,声明“此乃公愤而非私仇”。

蒋介石和汪精卫

国民党内斗愈演愈烈,直鲁联军乘机反扑,北伐军丢失徐州,李宗仁态度变得暧昧起来,“大家两面受敌不了,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”。事已至此,蒋内外交困,无奈宣布下野。面对北方军事压力,宁汉加紧合流,西山会议派不甘寂寞,极力寻求政治空间,最终由三方成立“中央特别委员会”,实际上否定了武汉一家独大的“正统”地位。

汪精卫不甘心就此失败,顾孟余、陈公博分头行动,暗中联络唐生智、张发奎从湖北和广东两地发动军事。南京“讨唐军”雷厉风行,11月中旬,唐军退往湖南,桂系攻占武汉,势力范围扩张至两湖。张发奎从李济深手中袭得广州,却没想到共产党人在其眼皮底下举旗起事,“暴动”虽于数日内即告平定,然反汪派岂会放过大好机会,对汪、陈“酿成共祸”猛加攻讦,汪无路可退,不得不于12月16日秘密离沪,经香港再度远赴法国。

汪精卫

真是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,大约二十多天后,蒋介石通电全国,正式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,旋即又在二届四中全会上恢复最高权力。但汪的暂时退出,并不意味着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。相反,北伐告成之后,冯玉祥、阎锡山、李宗仁不服军事编遣决议,谁也不想多裁自己的兵,引发了一轮又一轮兵戎相见。与汪而言,坐山观虎斗,机会仍在。

参考文献:

1、严如平、郑则民:《蒋介石传》,中华书局2013年版。

2、李志毓:《汪精卫的政治生涯》,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。

3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:《蒋介石年谱》,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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